《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着眼于中国文化建设具体实际，适应文化发展新要求，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述，提出和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本方针和战略举措等，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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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圣使命，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方式。然而，在现实场域中，“诠释不足”与“批驳缺场”交织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领航力，“强政治性”与“弱人文性”共存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照力，“文化变迁”与“诉求多样”并行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供给力，“机制滞后”与“聚合不足”叠加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造力。新时代新征程，破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现实之困，必须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效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要素贯通，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靶向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创新活力，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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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永恒课题。“三个务必”实质上回答的是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党究竟以什么样的状态“应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赶考”视域中，“三个务必”有其内在生成逻辑，即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赶考”理念，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赶考”实践，缘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赶考”面临的新挑战。“三个务必”从三个维度分别深刻回答了“赶考”“从何出发”“向何处去”，“承何传统”“以何作风”，“凭何意志” “增何本领”的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要准确把握“三个务必”，增强“赶考”的历史主动；时刻谨记“三个务必”，永葆“赶考”的清醒坚定；严格做到“三个务必”，践行“赶考”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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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承压克难，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面对2024年——“十四五”规划攻坚之年，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明晰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发掘我国经济前行的助推力与风险点等，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从 2024年第1期开始开设“宏观经济研究”专栏，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与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宏观经济问题。张辉教授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成果突出，提出的“全球价值双环流”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两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恢复态势，但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我国未来仍将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加速调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问题仍有待缓解。展望 2024 年，步入“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我国该如何选择宏观经济恢复路径，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又该如何应对经济波动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等不确定性问题？这都是未来经济恢复周期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持和政策建议。为此，本期专栏以“我国经济形势研判与展望”为主题，发表4篇文章。
刘伟教授等系统回顾和总结了2023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深刻发掘和阐释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未来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详细分析和解读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恢复路径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导向；刘志彪教授等从宏观上总结了扩大内需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和内在逻辑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了“需求—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为实现扩大内需与创新驱动发展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刘晓光教授等在重新阐释和区分经济波动研究中冲击和楔子的概念基础上，利用 BCA 方法，从产出、劳动、投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为宏观政策的导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础；李连发教授通过选取代表性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情况进行分析，从全球通胀分化视角为我国如何应对外部逆全球化等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相信上述论文的发表，将从不同角度为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经济学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张 辉
2023 年前三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 2024 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 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 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 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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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新形势下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战略倍增选择。从动态演进的视角看，“需求－创新”之间存在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实施基于扩大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探索这一良性互动机制提供了现实基础。要依托国内市场高水平“引进来”，背靠国内市场大规模地“走出去”，在开放中实施基于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我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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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与区分：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来源，而对经济均衡造成扭曲的“楔子”则是冲击传播的机制，二者并不等同，更不能割裂。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从产出、劳动、投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效率楔子及经由其传播的冲击是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劳动楔子对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和疫情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有重要价值；投资的下滑并非是投资楔子恶化带来的，而是与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但投资楔子对理解中国“低消费” 特征有重要意义；不同楔子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是动态变化的。本研究利用相应市场楔子对现实中摩擦进行概 括测算的思想，对指导在结构模型中如何引入摩擦有重要价值，相关结论对宏观政策取向有一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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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全球通货膨胀出现分化现象，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少见的现象。逆全球化是当前全球通胀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情况进行分析，以此参照对比其与美国及其与中国通胀变化分化的情况。研究时间范围为2017年2月-2023年10月，涵盖两个阶段，涉及八个国家。采用协整检验和主成分分析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球通胀分化的重要两极，主要发达经济体追随美国。中国未来面临逆全球化挑战的严峻程度和不确定性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应以“进”促“稳”，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研究把握主要发达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系统性的活动规律，探索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确保自身经济高水平安全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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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高铁内外部效益平衡理论，阐释高铁内外部效益平衡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现路径。研究认为：高铁内外部效益平衡是高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应重视密度经济的关键指针作用；高铁内外部效益的不平衡与高铁经济行为主体目标的多元性和不相容相关；高铁内外部效益平衡可通过高铁运输需求增加、铁路产业打破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构建有责政府广义补贴机制进行动态调整。高铁内外部效益平衡理论对于降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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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对产品开发、运营和营销等企业价值链的影响正在改变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围绕 AI 如何通过影响产品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依托相关研究成果提炼 AI 区别于其他数字技术的核心创新特征，剖析 AI 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通过 AI 影响个体、企业、产业的跨层次分析框架，从产品创新视角提出 AI 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适应性变革概念模型，探讨 AI 通过产品创新影响制造业适应性转型的机制与路径，形成三个主要结论：（1）新社会主体、生成性、知识积累方式突变性构成 AI 区别于其他数字技术的三个核心创新特征；（2）AI 作为新社会主体角色介入产品企划、结构工艺等开发环节，改变或增强了人类智能的产品开发思维，拓展了产品开发的知识边界；（3）AI 增强产品创新与运营过程、市场营销和销售的全价值链即时互动和调整，构建起平衡制造敏捷性与用户敏捷性冲突的自适应调节机制，推动制造业通过产业 快速自适应调节涌现出自适应间断平衡的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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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工程的演化变迁历程为纵向案例，基于技术与制度关系理论研究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提升路径。研究发现：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深刻变革不是传统线性思维下技术或制度的单向决定论，而是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中推进我国交通运输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决策者能够基于已有的制度、组织、规则、经验及认知来建构技术发展的路径，而技术也使得制度的变迁成为可能，二者相互影响，互为选择。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治理能力，既要发挥技术对组织调整和制度变革的潜力，又要强化制度对技术发展的选择、规范和引导作用，从而，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中加快交通强国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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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之一的绿色投融资是中国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梳理 1990-2021年间收录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简称 CNKI）的绿色投资文献，可以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轨迹、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30 年来绿色投资发文量和研究主题与全球有关气候环境方面的重大协议是同步跟进的，切实回应了有关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集中在绿色投资内涵、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和应用领域等方面，有关 “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绿色投资的研究演进过程呈现出从外生性到内生性，从合规性到战略性，从对环境被动的风险规避到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和金融产品创新的积极发展态势。未来研究应更多立足国情，加强多学科融合，多维度诠释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及发展逻辑，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绿色投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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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绿色物流是推进物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元素，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高级化的关键目标与突破口。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中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组态视角探究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区域绿色物流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实现路径。结果显示：高质量发展各要素对区域绿色物流的影响具有多重并发性与地域差异性。其中，激发高水平区域绿色物流的驱动路径包括四条三类，创新是关键驱动力量；导致非高水平区域绿色物流的制约路径有五条两类，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同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区域绿色物流水平应从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物流创新能力，从资源、环境、 生态等方面加强创新与绿色的多维度互动，从各地不同情况出发制定差异化提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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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条均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互补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探讨互补品供应链采用不同决策方式时的链间 Stackelberg 博弈和链内 Stackelberg 博弈问题，研究市场规模、成本等参数对市场价格、需求、利润的影响。进一步地，对链间 Stackelberg 博弈下的四种决策方式（集中-集中、集中-分散、分散-集中、分散-分散）下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互补产品生产成本与需求、利润负相关；自身价格与互补产品成本负相关；集中决策是互补品主导供应链的占优策略；对于跟随者供应链而言，采取集中决策还是分散决策方式，首先取决于主导者供应链的决策方式，其次取决于产品之间的互补程度；集中-集中决策方式是互补品供应链的帕累托均衡解。因此，互补品供应链内部成员之间可设计一种增量利润分享机制，确保供应 链集中决策的稳定性；互补品供应链之间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相互合作共同降低产品成本，实现降本增效；二是以某条供应链产品进行低价引流，促进消费者对互补产品的需求，进而实现互补品供应链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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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当下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我国 2009-2021 年 28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 DID（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方法探究了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影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先上升后小幅下降的特征，且在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可以通过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水平、促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三个渠道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应加快推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经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路径，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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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风景道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各类风景道政策得以加快编制和出台，以规范和指导风景道的发展。以北大法宝、无讼、中国知网法律法规库等政策收录数据库作为政策检索源，按照泛风景道概念收集 1992-2023 年共计 32 年我国国家层面发布的泛风景道政策 284 篇。借助 CiteSpace 软件、LDA 主题模型、 PMC 指数模型等，综合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政策文本挖掘法、政策评价方法，从政策文本计量-政策内容挖掘-政策评价 3 个维度，对我国风景道政策特征、关注内容和效力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风景道政策历经了初探期、平稳期、增长期和利好期四阶段，逐步实现了从单一部门发文到多部门联合发文的转变；发文类型呈现出多元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特点；风景道政策内容主要聚焦于“规划与建设”“路侧设施与品质”“安全与服务”“技术与标准”和“管理与养护”等方面，对于技术标准、经营管理、市场营运、养护维护、生态保护和文化特色等内容的关注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风景道政策总体可接受程度较高，但仍存在着政策对文化领域、路侧设施与品质主题等关注不够、政策激励手段充分性不足、技术创新等政策功能涉及较少、政策工具使用略单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风景道政策作用的发挥。为此，在未来风景道政策制定和颁布过程中，应重视政策协同机制的建立，完善全过程的风景道政策内容制定，构建多维度的风景道政策体系。